毛振華：改革開放以來四大機遇及對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啟示
編者按：當前，中國經濟仍處于增速換擋期，經濟增長放緩壓力與結構性風險并存，同時還需應對多重中長期挑戰。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給中國經濟帶來下行壓力。在當前內外環境趨于復雜化下的經濟發展關鍵期，如何進行宏觀政策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我院毛振華院長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進行剖析，將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提煉為四重歷史性機遇，并分析了其中的經驗與得失，為當前宏觀政策選擇提供啟示?，F摘編，供參閱。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對發展關鍵期的宏觀政策選擇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我國仍處于發展關鍵期。一方面，當前中國經濟仍處于增速換擋期，人口、資源、全球化等傳統紅利逐漸衰退，經濟下行壓力仍存，高債務等結構性風險仍處于高位。另一方面，隨著美國挑起對中國的貿易戰以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思潮的加劇，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惡化。
此外，從中長期來看，在經濟的趨勢性下滑與增速換擋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還面臨多重任務：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二是妥善應對“修昔底德陷阱”，實現和平的大國崛起；三是避免債務風險引發“明斯基時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四是破解“李約瑟之謎”，實現創新驅動的經濟可持續發展。
宏觀經濟運行與宏觀政策息息相關，經濟發展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宏觀政策選擇，宏觀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宏觀經濟。在當前經濟發展內外壓力持續存在、中長期多重任務疊加的發展關鍵期，宏觀政策選擇尤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既要避免固步自封，也要避免政策制定的偏差加劇經濟運行的風險?！耙允窞殓R，可以明得失”,在此關鍵時刻，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政策調整帶來的歷史性機會，有助于我們更好的厘清當前政策思路。
二、四重歷史性機遇共同鑄就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偨Y起來，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的成功大致可以歸結為四重歷史性機遇：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缺經濟時期，改革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在21世紀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中國加入WTO后積極向世界展開懷抱，“開放”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第二重機遇；在金融危機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通過“債務—投資”驅動模式穩增長，對未來需求的透支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保持較為平穩增長的重要因素；此外，九十年代以來，我國與創新相關的體制機制設計逐步落到實處，企業家精神與科技革命的深度融合帶來了供給的創新，對中國經濟增長同樣產生了重要貢獻。
（一）改革調動微觀主體積極性，中國經濟得以告別短缺經濟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抑制了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搭便車”現象普遍存在造成生產力低下，是導致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主要通過三輪改革調動了不同生產經營主體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
第一輪改革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自1978年小崗村村民開先河之后，1982來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正式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得到推廣和完善，在短期內解決了居民“吃飽”的問題。
第二輪改革以城市為重心，以1981年國務院批準沙市、常州、重慶等城市開展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為開端，逐步擴大至全國其他城市。城市體制經濟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極大的帶動了工業生產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居民“穿暖”的基本需求。
但是，前兩輪改革尚未完全解決短缺經濟的問題，主要原因在于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建立，產權不明晰，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導致市場扭曲，進而帶來了許多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推動了一系列產權改革。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產權改革的起點，中共十四大報告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此后一系列的政策文件進一步明晰了產權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產權的逐步明晰、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逐步推進進一步激發了微觀主體尤其是企業家群體的生產積極性，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截至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基本實現了基本供需平衡。
圖1：改革帶來多次經濟增長高峰
（二）加入WTO對外開放提速，進一步參與全球分工拓展外部需求
隨著供需平衡的基本實現，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面臨的新問題。受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響，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GDP增長速度下滑、物價水平持續走低、社會消費需求趨緩、失業率逐年上升，等等。盡管當時宏觀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但市場低迷的狀況并未出現根本扭轉，通貨緊縮的趨勢依然存在，中國經濟增長迫切需要拓展新需求，中國加入WTO則恰如其時地為中國經濟提供了一個拓展外部需求的歷史性機遇。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21世紀初期是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一個階段，2001年至2008年，全球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由37.81%上升51.44%，進口和出口年均增速均超過14%。同一時期，我國的進、出口額分別增長了4.6和5.4倍，貨物與服務凈出口增長了10.4倍。加入世貿組織使我國得以進一步參與全球分工，拓展外部需求，是21世紀前十年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又一重要機遇。
圖2：出口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三）金融危機后依托“債務-投資”驅動模式，透支未來需求穩增長
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宏觀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對金融危機之前自由放任思想指導下的過度加杠桿等情況進行了反思，金融監管有所加強，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去杠桿、穩杠桿勢頭。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反，中國依托“債務—投資”驅動模式快速加杠桿，通過透支未來需求穩定經濟增長。根據BIS的數據，2007年底我國總杠桿率為146.2%，顯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0.5%）【注：在本文及相關圖表中，2014年（含）之后的杠桿率數據來源于中誠信國際的測算，2014年之前的杠桿率數據來源于BIS?！?，債務水平較低。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為應對經濟下行中國啟動了以“四萬億”為主的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由此進入“債務—投資”驅動模式。
在此模式下，中國經濟得以在全球率先走出危機，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此后穩居全球貿易前兩位），2014年開始成為重要的資本輸出國。
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債務是對未來需求的透支，2008年之后中國經濟的企穩，實際上是以透支未來需求為代價的，并導致債務風險快速累積。據中誠信國際測算，截至2018年底我國非金融部門總杠桿率為274.2%，較2007年底大幅攀升139.5個百分點。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增長尤為突出，2018年底為172.5%，較2007年底攀升74.4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家庭部門杠桿率同樣增長較快，截至2018年底分別達到42.8%、58.7%，比2008年底提升13.5、39.9個百分點。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部門債務中并未統計大量難以精確統計的以融資平臺為主要主體舉借的隱性債務，如果考慮隱性債務在內，政府部門杠桿率將更高。
2016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宏觀政策有所調整，尤其是2016下半年-2017年宏觀政策以防風險為重心出臺了一系列去杠桿的政策，債務風險有所緩解但并未完全化解，高債務約束持續存在。
圖3：金融危機后我國各部門杠桿率均快速攀升
（四）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家精神與科技革命結合，供給創新創造需求
如前文所述，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經濟已經基本告別了短缺走向結構性過剩，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擴大再生產會導致過度投資、重復建設、產業結構扭曲等問題。產能過剩本身意味著生產的僵化，按照熊彼特的觀點，需要“創造性毀滅”發揮作用，通過更多的創新來創造有效需求。雖然科技革命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在西方國家興起，但20世紀90年代之前，由于體制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制約，中國科技水平明顯落后于西方國家。
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企業家的創新熱情被激發出來，企業家精神與技術進步相結合，科技革命在中國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這三十年，正好是電腦、能源、新材料、空間、生物等新興技術高速發展的三十年?？萍嫉倪M步帶動了供給創新，供給創新又帶來了新的需求。例如，互聯網浪潮下中國網民快速增長，從而帶動了網絡購物、物流等領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互聯網企業，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綜合來看，中國的科技革命雖然起步較晚，但是中國廣闊的市場、企業家精神的激發等等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中國具備較強的后發優勢，科技革命帶動供給創新所創造的新需求已經成為并將繼續成為經濟增長的新興動力。
圖4：互聯網浪潮下中國網民快速增長
三、以史為鑒，持續推進改革開放，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2019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變。我們要堅持用辯證思維看待形勢發展變化，增強必勝信心，善于把外部壓力轉化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強大動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敝醒朐跍蚀_認識到當前經濟運行內外風險的同時，也對未來經濟發展保持了較強的信心，再次強調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2020年乃至未來更長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與宏觀政策定下基調?；厥赘母镩_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所經歷的四重機遇，對于我們揚棄前期經驗，指導當下宏觀政策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市場化的改革、面向全球化的開放對于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依然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通過開放分享全球化與科技革命的紅利，是中國經濟過去高速發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的難度加大，改革紅利的釋放也有所趨緩。與此同時，隨著中美博弈與貿易保護主義思潮的回潮，全球化面臨的壓力加大。但是，改革開放依舊是當前背景下持續推動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改革開放難度加大的背景下，我們需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改革與全球化的開放，持續推進國企改革、戶籍制度、產權制度等涉及生產要素的改革，并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堅持維護和推進全球化，為中國經濟發展營造較為良好的內部制度環境和外部環境。
其次，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并重，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熊彼特關于創新理論的研究，將創新和企業生產聯系在一起，強調企業家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創新經濟學理論的最初體系，為后人繼續研究提供了成熟的理論基礎。在當前供求結構性失衡問題持續存在、大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依托供給創新創造新需求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創新不僅僅包括技術創新，同時還包含制度創新。技術創新需要與制度創新相結合，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保證。要提升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必須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并重。一方面加大對關鍵技術研發、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的是，繼續推進制度創新，激發和弘揚企業家精神，進一步加強產權保護，調動企業家創新的積極性，提升經濟增長的內生動能。
最后，宏觀政策選擇要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仡欉^去四十年的發展機遇，金融危機以來通過透支未來需求穩增長有利有弊?！皞鶆?投資”驅動的債務模式雖然為中國經濟贏得了穩定增長的窗口期，但近年來刺激政策所導致的風險與問題也逐步凸顯，中國經濟至今仍未能擺脫高杠桿的約束。在當前債務水平高企的情況下，繼續通過加杠桿穩增長弊大于利。未來不能再走過去十年加杠桿穩增長的老路，避免再度依托國有企業穩增長，而是要做好增量改革，要堅持把短期調控與中長期目標相結合，推動中國經濟轉型與高質量發展。在具體的政策選擇上，仍需堅持穩增長、防風險雙底線思維，重點推進兼顧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改革，如將提高股本率作為基本國策、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
作者系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中誠信集團董事長、創始人，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武漢大學董輔礽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